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李政涛。视频采访：澎湃新闻记者 谷晓丹(3:56)
【编者按】
上海社联2025年度十大论文已出炉，议题既有对智能社会、大模型价值对齐、AI时代的教育、未来“社会学”等前沿问题的研究，又有收入再分配、财政与市场等重要问题的分析，也有国家安全、艺术之美、厚实认识论、法律历史解释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。
“年度论文”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，至今遴选出130篇年度论文，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一次创新探索。以无申报、广覆盖、同行评价+智能辅助的评价方式，将上海学者每一年度在多学科领域的关注议题与研究热点推向全国。
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，听学者讲述AI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学术研究，社科学者如何从理论、知识和方法上去创新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。
在当下高度倡导跨学科、综合性学习的背景下，即便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，教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依然无法被技术解决，这恰恰构成了教育对人工智能的真实挑战。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、教育学系教授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、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主任李政涛认为，教育对技术最根本的挑战在于，技术变革必须服务于教育的需要，满足新时代育人的要求。因为教育的本质是育人，而不是技术的应用本身。
教育变革能否主动牵引而非被动跟从和依附技术变革？在上海社联2025年年度论文《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双向定义——兼论教育如何为技术赋魂和启蒙》（原载《教育研究》2025年第9期）中，李政涛从逆向思维和双向思维出发指出，技术的进步必须以育人为中心，而不是以技术自身为中心，这也是教育对技术的根本性挑战。为此，他认为，数字技术为教育赋能，教育为数字技术赋魂。技术带来效率与能力，但教育要为其注入价值、情感与伦理。只有在双向赋能的过程中，人类才能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获得新的进化空间，并走向真正的共生未来。
技术的进步必须以育人为中心
澎湃新闻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，教育对人工智能的主要挑战有哪些？
李政涛：今天“育人”所面对的对象已发生深刻变化。现在的孩子被称为“数字人”“视频人”“图像人”，他们主要是看着视频、图片和各种电子屏幕长大的，而非依赖阅读文字书籍成长起来的。由此带来的不只是媒介的变化，而是阅读方式、学习方式、成长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。人变了，教育也必须随之改变，而技术如何参与这个时代的育人过程，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一方面，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学习方式上。今天的教育改革大力倡导综合性学习，比如项目化学习、跨学科主题学习、探究式学习等。但我认为，更重要的是传统学习方式与现代学习方式的综合。所谓“视频人”和“文字人”，背后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路径和学习方式。如果长期只依赖视频，可能会逐渐失去对文字的敏感、对语言的热爱，甚至失去对汉字所承载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敬畏。如此一来，教育所要承担的文化与思维培养的育人功能就会受到冲击。
但现实是，视频不可能被消灭，真正可行的解决方式，不是在文字与视频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是实现两者的融合。例如在语文教学中，许多教师习惯用视频吸引学生。我建议看完一段视频后，让学生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。这样，视频阅读与文字表达就能真正结合起来，现代媒介与传统学习方式也就实现了融通。
另一方面，类似变化还体现在互动方式上。过去的学习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，而今天则大量增加了人机交互，手机、电脑等已成为重要的学习工具。但教育不能只剩下人机交互。正如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所说，教育始终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，这是一切育人活动不可替代的核心。因此，这个时代教育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技术环境中重新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互动，使人机交互与人人交互形成一种有机结合。
澎湃新闻：面对教育给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，教育变革应如何变被动为主动，为技术赋魂启蒙？
李政涛：当人变了、学习方式变了，育人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。当前的教育改革，一是大力倡导融合式育人，例如五育（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）并举、五育融合、跨学科教学、STEAM（Science、Technology、Engineering、Arts、Mathematics）教育等，都是在打破原有学科与功能的边界；二是高度重视贯通式育人，从幼小衔接到初高衔接，再到中学与大学的贯通，试图打通不同学段之间的培养体系；三是强调协同式育人，即学校、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育人过程。这些新的育人形态，都不再是单一主体、单一路径可以完成的，而是高度复杂、相互联动的系统工程。技术如果仍停留在为单一课堂、单一环节服务的层面，就无法真正支撑新时代的育人体系。
同时，育人的路径也在变得更加多元。课程、教学、教研、评价等都在被重新塑造，尤其是评价改革，正在从“冷冰冰的分数”走向“活生生的人”，从“追分”转向“育人”，再通过“育人”去实现更有意义的“育分”。当教育的价值目标发生转变时，技术如果仍然只服务于刷题、排名和效率，就会与教育改革的方向相背离。教育所期待的，是技术能够围绕新的育人理念提供支持，与教育一起前行。
因此，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时，不能只停留在“技术如何改变教育”，更要回到“教育对技术提出了什么要求”。技术的进步必须以育人为中心，而不是以技术自身为中心，这也是教育对技术的根本性挑战。
澎湃新闻：在当今乃至未来的教育教学中，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人类智能的哪些方面？哪些方面又难以替代？
李政涛：人工智能在信息搜索、数据检索、计算能力和信息储存方面，具有远超人类个体的优势。然而，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，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，例如情感、思想、审美，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与伦理意识。在这些能力之中，“体验”常常被忽视，却至关重要。
当前教育普遍面临的担忧是，当人工智能高度介入后，机器开始代替人去阅读、去思考、去写文章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反而失去了亲身经历思考、感受与意义的过程性体验。而正是这种体验，构成了教育最珍贵的部分。也正因如此，今天的教育格外强调具身式学习、情境化学习和社会情感学习，强调为学生创造能产生真实体验、引发情感与思想涌现的学习空间。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体体验，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的，也是教育必须牢牢守护的一条底线。
因此，从阅读体验、学习体验，到最终的成长体验，人的成长只能靠自己完成，没有任何他人或任何技术可以替代。我的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叶澜曾说过，人永远是自己活，不能由别人替你活。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，人的成长，只能通过自身的学习、体验来实现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
人机协同时代，需重新理解学生、教师的角色
澎湃新闻：人工智能重新定义教育，促使人类教育进入到“双师协同”育人的新时代，那么该如何重新定义教师和学生，未来该何去何从？
李政涛：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重新理解“学生”这一角色，我称之为“新智人”。“新智人”不同于以往单一依赖人类智能的学习者，其最核心的能力，是人机协同、人机交互与人机共创的能力。但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对技术的依赖，而恰恰要求一种高度的自觉与主动。庄子曾说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人能够使用工具，而不被工具所支配。在今天，学生必须具备掌控技术、驾驭工具的能力，而不是被技术控制、被算法主宰。人必须始终是机器的主人，而不能沦为工具的附庸，这是人机协同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素养之一。
一方面，学生迫切需要转变角色。在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给出大量答案的时代，学生不再只是“输出答案”的人，更重要的是成为“提出问题”的人。一个问题问得好不好，往往决定了人工智能所给出的答案是否有价值。我在课堂中尝试人机协同教学时也发现，当人工智能迅速给出多种答案时，前提在于，学生是否具备提出高质量问题的能力。因此，人机协同时代首先要培养的，是“好的提问者”，甚至是“伟大的提问者”。
另一方面，教师角色也发生深刻变化。过去，教师主要是“人师”，而今天，人工智能以“机师”（机器人教师）的身份进入课堂，与人类教师共同参与教学。人师与机师共存、共教、共育，已成为现实，也将是未来的常态。这意味着，过去的教师更多是知识的灌输者，而今天的教师则逐渐转向学习的组织者、协同者和对话者。教师不再只是组织师生之间的对话，而是要设计并组织人师、机师与学生之间的多重协同对话。例如，在什么教学环节由人工智能介入回答问题，在什么情况下由教师进行引导与回应，在什么阶段由机师进行总结，这些都需要精心的教学设计。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与总结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大，但它必须被合理嵌入到教学结构之中，而不是替代教学本身。
我认为，如果教师只是传递和教授知识，在人工智能时代是没有未来的。例如在科学教育中，单纯传授科学知识、科学理论，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；而科学探究、项目实践，以及创造过程中的体验，却无法被替代。未来的课堂，应当是教师带领学生共同“做”的课堂，是充满实践性、综合性和体验性的学习场所。
过去，农业、工业时代是知识稀缺的时代。而今天，借助人工智能和各种数据平台，知识本身已不再稀缺。真正稀缺的，是“见识”。见识不仅意味着“看见”和“发现”，更意味着据此形成独立的判断、思考和主张。当今缺的不是信息，而是对信息的理解、选择与价值判断。因此，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任务，不是简单地传授更多知识，而是引导学生完成从“知识”走向“见识”的转变。这一过程必须以独立思考为核心，提问能力、知识理解与独立思考，并不是割裂的，而是彼此交织、相互支撑的整体。
澎湃新闻：我们如何在拥抱技术的同时，把以“育人”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精神带入新时代，使学生更像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不是被技术塑造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？
李政涛：情感构成了人性的核心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情感，就无法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。情感也是人际关系的基础。人与人真正的交往，并不是靠信息交换完成的，而是靠情感纽带维系的。没有情感纽带的人际关系，是难以想象、也难以持续的。今天情感之所以如此重要，与教育互动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。过去，教育主要发生在“人-人”间，情感联结是自然生成的；而现在，教育大量引入“人-机”交互，温暖、温馨的师生互动，逐渐被人与冰冷机器的交流所替代。如果这种变化缺乏引导，只剩下技术介入而缺少情感支撑，势必会带来深层次的异化问题。
未来技术是否有可能让冷冰冰、完全理性的机器具备人类那种细腻而丰盈的情感，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。但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的孩子将有大量时间浸泡在与机器的互动之中，如果长期与“无情感”的对象相处，势必会对其情感发展和人格成长产生深远影响，这正是教育必须提前面对和回应的问题。
教育不能让孩子长期停留在数字空间中，应引导他们适时走出“数字房间”，回到真实的人类群体之中，参与真实的互动与交流。令人担忧的是，一些孩子在长期数字环境和数字房间中成长后，面对真实的人际交往会感到手足无措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回到现实世界后表现出的冷漠。一旦冷漠成为常态，无情便随之而来，这是教育最需要警惕的风险。
当然，干预是必要的，但不可能通过隔绝技术来解决问题。让这一代孩子不用手机、不上网络、不接触人工智能，是不现实的。真正可行的办法不是封堵，而是引导。因此，社会情感学习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通过系统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，即便他们身处高度人机交互的环境中，也能够保持良好的情感连接与人际能力。
教育的职责，正是通过课程、教学及丰富多样的活动设计，如班级活动、项目化学习等，持续强化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，把他们从单一的机器世界中“拉回来”，引导他们在数字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实现自如穿梭，在两个世界中保持平衡。
未来的教育应当从“教知识”走向“教思维与智慧”
澎湃新闻：您为何提出应由“首席价值专家”而非“首席技术专家”引导教育中人工智能的价值方向和价值定位？
李政涛：这一判断并非否定技术专家的作用，而是强调教育发展的方向必须由教育的价值观来引领，而不是被技术所绑架。技术专家无疑对技术本身最为了解，也知道技术可应用的教育场景。但如果缺乏教育价值的引导，技术就可能偏离育人的初衷。
所以，未来教育的发展，应当是教育者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深度协同，由教育者坚守价值底线、明确育人目标，由技术专家提供实现路径，共同推动教育朝着更加理想的方向发展，而不是让教育沦为技术的附属品。
人工智能对教育具有颠覆性影响，但“颠覆”并不等同于“消亡”。人工智能不会让教育消失，也不会让学校和教师消失。真正可能消亡的，是传统形态的教育、学校和教师角色，取而代之的，将是新的教育样态、新的学校形态和新的教师形象。但无论形态如何变化，只要人仍然存在，教育就必然存在；只要教育存在，学校与教师就不会消失。这是我对未来教育的基本判断。
澎湃新闻：2026年，您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哪些未来规划，计划重点研究哪些课题？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，有怎样的建议？
李政涛：2026年，我思考较多且计划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个。一是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并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它是否有可能从工具转变为一种类似于人的“主体”，与人类共同构成一个“双主体”的世界。过去，我们认为人是教育和社会的主体，而技术只是工具。但如果人工智能逐渐具备自我意识和自我设定规则的能力，它是否就具备了主体性？目前这一问题仍没有确定答案，也是我最困惑、最想继续追问的问题。二是如何真正实现人机协同与人机共创的教育。未来的教育会进入人机协同、共同创造的时代，需要通过系统的、实证的、实验性的研究去探索它的机制与路径。
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，我一方面在持续参与导师叶澜教授所开创的“生命•实践”教育学派的建设，致力于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；另一方面也参与中国教育学标识性概念的研究，通过重新诠释教育、人等基本概念，推动中国教育知识体系的形成。
我希望以上这些研究不是彼此割裂的，而是把人工智能的主体性、人机协同共创的机制，与中国教育知识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。这一过程必须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原则，人永远不能被机器取代，人工智能也不能替代人的主体性。未来的教育应当从“教知识”走向“教思维与智慧”，从“人人对话”走向“人机对话”，再走向“人-机-人”的三重对话，最终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共生共长。